引言
现代的医药学如果追根溯源，与原始的医药学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，为了掌握季节的变化以适时进行农耕，不能不对大自然注意观察。
原始的医药学
原始的医药学是人类在与疾病长期斗争中的产物，它并没有科学的身份在人间流行，而往往是在巫觋们手里，成为巫术、妖术、魔术治疗法的工具。原始医药学的功绩，披上了一层巫术、妖术、魔术或神灵的外衣。尽管如此，原始的医药学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着。有人根据人文志的材料推断：原始人在辽远的古代，确实已经发现了许多动植物和矿物能够治病。
之后，还懂得了使用配合药物，如浸剂、煎剂、涂剂和散药。原始人也应用了呕吐剂和泻药，还晓得了按摩法、冷热水疗法，以及外科手术等等。关于古代医学情况，不少史书都有记载。
《帝王世纪》中说：伏牺“尝味百药，而制九针，以拯天枉焉。”炎帝“尝味草木，宣药疗疾，救天伤之命。”又说：“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，典医疗疾。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。”这几段话是说早在伏牺、炎帝和黄帝时，人们已认识到药物可以治病。
在这里应注意的是提到“制九针”，这不是药物，而是一种用针刺治病的一种工具。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曾提到一种治病的工具叫“砭石”，如说：“其病为痈肿，其病宜砭石。”“故其已（医）成脓血者，岂唯石铍（音披）锋之所取也。”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中把“砭石”称为“针石”。这些书虽然都是后代的书，但它追述的却是原始社会的事情。
有人也曾把砭石治病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探讨，认为考古发现的有些刀、锛、簇、刮削器之类的文物，都是具有不同用途的砭石。我很同意这个基本看法。我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些石器，是会作为砭石治病的，有锋刃的刮削器可以用于切割痈疮，菲薄的细小石片、小尖状器和有锐尖的石簇，都可作刺泻瘀血的砭石。特别是一直知道用途的雕刻器，也应是一种特制的砭针。
到了新石器时代当作砭针或砭石使用的各种石器，不过磨制得更为精致罢了。从砭针的使用，我们联想起山顶洞文化中的骨针，直到后来更多的骨针发现，它除了作为缝纫的工具外，同时作为医疗工具也是适宜的。中国的原始医药学，也同样披上了一层原始宗教的外衣。据《五藏山经》中的记载，共有一百一十七种药物，利用动物作药的有六十四种，利用植物作药的有四十九种，利用无机物作药的有四种。
其中治人病的有一百零三种，治兽病的两种，毒鼠毒鱼的药物有六种，其他有四种，还有两种未记载可治什么病。从药物治病情况看，也是多方面的。如黄疸病、精神病、皮肤病、恶疮、痈疽、瘿瘤、痔疮、耳聋、眼病、肿病、壮阳、补阴、肺病、脑膜炎、咽喉痛、腹病、腹泻、呕吐、狐臭、中暑、疟疾、淋巴腺炎、噎食等二十多种病。古人能够总结出来一百多种药物和二十多种病，用现在的眼光看，的确是不足挂齿。
但是我们必须清楚，这一点医药学的成果，是人们在若干万年漫长的岁月里，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血的教训才取得的。《山海经》中介绍的原始医药知识，是否全有道理，只有让现代医药科学去证实。它即使原始、简略、不完全科学，我们也必须珍视古人这一成绩。因为它是中国医药学的先河，中国的医药学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天文历法
天文历法是人类社会出现农业以后的事情。在长期的观察中，人们对日月星辰和寒暑往来以及草木枯荣，渐渐认识到一些规律。久而久之，人们的认识越深化、越系统，最后便出现了大家共同承认的历法。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天象历法的记载。例如有日蚀、月蚀的记载，有润年的记载，还有天干和地支的记载等等。能发展到商代的这样水平，没有几千年的实践过程是不可能的。
但是在商代以前的情况，我们无法看到具体的资料，在考古发掘中我们还没有能够认识到的水平。因此，只有借助后代的文献来加以说明。尽管文献不完全可靠，多系采自传说，但是它也绝不会是全由古人虚构的，传说也有其一定的价值。黄帝时有了星历，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和历法知识，能够按照适当的季节播种和收获，农业收成很好，生活得到了满足。
如《帝王世纪》说：“黄帝臣容成造历”。《文子缵义·精诚》说：“老子曰：昔黄帝之治天下，调日月之行，治阴阳之气，节四时之度，正律历之数。”难怪后代不少测天历象之学的著作，都托始于黄帝。关于黄帝时的星象，《帝王世纪》说：黄帝“时有景星出现，形如半月。”《国语·鲁语》中提到“帝喾能序三辰”，是说那时对日月星辰的运转已经能够知道一些规律。
到了尧舜时期，史书上记载的天文历象更多了。把“历象”与农业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而且还知道一年是“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。”《尧典》中还说，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别掌管春夏秋冬的历象，他们似乎是东南西北的天神，又似乎是测天历象的天官。《帝王世纪》说：尧“都平阳，景星耀于天。”“尧时日月如合璧”，这些都是天象的观察。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尧时的天文官，已经能够根据鸟星、火星、虚星和昴星出现的规律，来确定春夏秋冬季节以指导农业生产。舜时大概对历法进行过改革，如《帝王世纪》中就有舜“改正朔”的记载。到禹时，历法开始向其他邦国推广施行，正如《竹书纪年》中说的，禹元年“颁夏时于邦国”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在原始社会除了观察天象以确定年月外，还有以草枯荣来纪年、纪月。
从民族志资料看，以草纪年者甚多。如《太平御览》中说：琉球国“无文字，视月亏盈以纪时节，候草枯以为年岁。”《北周书·党昌羌传》中说：“候草荣枯，以纪岁时。”在原始社会以草纪年，当是人们最早理解的自然现象之一。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，现在只有一点迹象值得我们重视，这就是郑州大河村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天文图象。在那里出土了十二片太阳纹彩陶片，从这些陶片观察，太阳纹都是绘在陶钵肩部的一周，太阳光芒四射，形象逼真。
从复原的几件陶钵看，陶钵肩上的太阳，都是排列均匀的十二个。有月亮纹的彩陶片发现较多，并且发现了一件完整的彩陶钵。月亮纹的形状都是新月和残月，而且这两种月牙都相对应的绘在一起，似有一定的含义。发现有一片星座纹的彩陶片，星座图案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和直线、曲线连接组成，据原发现人推测，有可能是北斗星尾部的形象写照。另外，还发现了几片绘有日晕纹的陶片，中间绘以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左右两侧各绘有内弧图案，在弧背上亦绘有向外发出的光芒。
以上日月星三类图案，最使人费解的是陶钵肩部的十二个太阳。一周十二个太阳是什么意思，实在难说。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中有羲和“生十日”的故事，这与十二个太阳的数字是不符合的。不同的陶钵上有相同的十二个太阳，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“十二”这个数字了。人们最早从一双手十个指头，懂得了十的数字，十二当在十之后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有“常羲，生月十有二”的故事，但陶钵上是光芒四射的太阳纹，与“生月十有二”的“月”不相符合。
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中说：“日月之会是谓辰”。日月交会的时日，都是阴历每月的初一，一年交会十二次，所以画十二个太阳。但是为什么不画十二个月亮呢？这又是无法回答的问题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说：“噎鸣生岁十有二”。噎鸣是岁星，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说它“处于西极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”是说在古代曾以岁星纪年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说：“十二年矣，是谓一终，一星终也。”一星终，即指岁星，所谓岁星即我们今天说的木星。岁星十二年为一周天。陶缽上十二个太阳，或许与岁星纪年有一点缘由。
结语
尽管《山海经》可能掺杂有后代的资料，就整体来说，我认为它是一部好书，是中国最古的药书，最古的一部“本草”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的医药情况。岁星的轨道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段，每段叫一次，一共十二次，以岁星在那一段来纪年。以上介绍的文献资料，只能视为传说记载，虽然从推理角度来认识是可以相信的，但还有待在今后考古发现中去验证。
参考文献：
《史记》
《帝王世纪》
《中国通史》
《国语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