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之为人，人之区别于动物，在于人有人性。 孔子讲人性，只说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性是善是恶，他认为人生下来时无所谓善与恶，都差不多。只是由于后天的环
白癜风的早期症状图片境影响，习染不同，人与人之间便相差很远了。他认为人的或善或恶，主要与后天的习染有关。而这种习染，其实就是一种学习，一种熏陶。肯不肯学习，学什么，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熏陶，便决定了他后天的样子。 孟子则明确地提出了人与生俱来就有“恻隐之心，是非之心，羞恶之心，辞让之心。”说这四心是人性善的开端。并以此为据提出人性本善之说。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说人刚生下来时，其本性都是善良的。后来有些人变得不善了，是因为受到了后天不良环境的影响后，把
头部白癜风怎么治疗最好人的先天本有的善良本性给蒙蔽了。他要人们通过修养，拔开迷雾，发掘出自己本性中的这种善性，并使之充实广大，使人性中的善性得到复原。 孟子的理想是通过“养浩然之气”，最终实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“大丈夫”人格，这种人格其实就是对“仁”与“义”品质的一种坚守。 孟子的性善说，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立论的主要理论依据，儒家认为人本来都是善良的。由于人原本是善良的，那么也就可以通过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来引出人的善性。人的偶有不善是因为后天受到了物欲的蒙蔽，因而需要通过修养来去除物欲给人造成的蒙蔽，使人回归善良本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说法并没有错。 不过，人的这种善性并非百分之百的可以引发出来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无论你怎样做也是引发不出对方的善性的。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以杀人为取乐方式的日本士兵，表现出来的就全是恶，是兽性，没有人性。如果你和凶残的狼在一起，你能和他讲仁义吗？不能，你只能想方设法制服它或避开它，让它没有伤害你的能力和机会。 季羡林先生晚年时曾说，他这一生看到的人中，有好人，有坏人。通过他几十年的观察发现，几十年前是坏人的人，几十年后并没有变成好人。还是照样地坏。孟子说人性本善，靠得住吗？不知道。我想，大约有一部分人是天生善良的本性多一些，而有一部分人则是天生邪恶的本性多一些吧。这就好比动物界的羊与狼的不同，就是其先天赋予的本性的不同。 荀子针对孟子性善之说，提出人性本恶说。说人天生都是自私自利的，是恶的。说人性之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。他强调教育对人性的向善有重要作用。因而他非常重视教育的功用。把教育看作是使人心向善的重要途经。他的这一认识是非常宝贵的。 事实证明，教育确实对人心向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虽然有“饥荒起盗心，不平生愤恨”之说，但这是在特殊情况下（饥荒、不平）才会发生的现象。当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解决之后，教育对人心向善的力量就会显示出来。 一个社会，人群受教育的程度越高，文明程度也就越高，违法犯罪的现象自然也就越少，人表现出来的善性就要多一些。 基于这种认识，历代的社会贤达人士，无不对教育情有独钟。都希望通过办好教育，把光明与爱播撒人间。 荀子之性恶说，成为后来韩非、李斯等法家人物崇尚以法治国的主要理论依据。因为人性本恶嘛，要使人不作恶，就得进行管制，就得严刑峻法，通过严苛的法令来管理人，让人不敢作恶。各种法律法令，由是产生，绵延至今，并不断完善。当然，这是用法律条令来预防人作恶和处罚已经发生的恶行。是对人行为的一种约束与规制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。 儒家的理想，是要让人“有耻且格”，就是知道作恶是可耻的行为，而主动不作恶。这种避免作恶的力量，来自于人的内心向善的需求，而不是外力的规制。而法家的严刑峻法，只能达到“民免而无耻”，老百姓能够不违法犯罪，但不是内心真不愿违法犯罪，而是屈服于外力的强制，是不敢而不是不愿，一旦约束的外在力量消失，恶念恶行就会泛滥。两相比较，儒家理想自然是高明的。只是在现实中，儒家的这一理想实行起来往往一时难于见效，而法家思想实行起来却能立竿见影。因而历代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，大都采取外儒内法的形式，即宣传的是儒家思想，而处理棘手的实际问题时大多用的是法家手段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好问题。毕竟，这个现实的社会中，不是所有人都良善，不是所有人都通情达理。 儒家是用激发人的内心的道德律令来使人不愿作恶，而法家则是用颁布实施法律条令来强制人不敢作恶。儒与法，一内一外，具有互补性。只有儒法并用，才能使社会中游荡着的可能的恶得到必要的遏止，才能使整个世界趋于安定与和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