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：民族与文化》是一本由著作，出版的图书，本书定价：，页数：，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，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。 《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：民族与文化》读后感(一)：大师的视角与上帝的视角——大民族观的不同 也许是因为文化的隔阂，钱穆移居台北之后，很明显，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分享就显得很少了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开始不太明白这些东西就是是怎么出现，然后在一定的程度上，他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相对于吕思勉顾颉刚，他的成就不算低，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就很少有人继续关注钱穆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或者，在这本《民族与文化》中可以得到一点启示。 每一个世界上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特点，但是因为在发展得过程中，历史、经济、差异、综艺、外在侵略等等各种因素，都让他们展示出了迥异的个性。在西方文化中，这本书涉及比较少，但是西方世界明显偏重于技术创新，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，古埃及也是一样的，摩西带领这犹太人穿过地中海回返故乡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民族的传统的不屠龙，所以罗马、中国、印度在文化上的差异就提现的很明确，根源其实在于宗教的信仰。而这本书揭示得重点也在此。 神是共有的特点，但是西方哲学启迪的是自然科学发展上的自然哲学的启蒙，人类的开始起源与对世界的认知，而中国的哲学在这里起源的却是对人类的认知。起源于现实社会的，其实愿意更多建筑在自然的基础上，比较容易转换为宪*，而中国的神学让人更关注人的发展，在钱穆的《民族与文化》中也提及了这一点，东汉的*锢到明代的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、声声入耳。就此灭绝于中原。这种对人性开始的约束就让我们在真实的社会上脱节了，一开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延续和奠定的其实是读书人的社会这种*治是仕子的*治，原始的法家打算打破这种垄断但是没有成功，而建筑起来的社会结构就让这些制度继续延续而下了。 所以把，所谓的民族与文化的关系，其实还是源自于现在的文化基础，钱穆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着眼了，然后由他延伸开来，不过如果可以针对西方的哲学、*治这些内容再进一步比较，那么，我想读者应该可以收获的更多的呢 《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：民族与文化》读后感(二)：大师的角度 民族与文化，这个选题有点大，写的人很多，在当当上搜一下民族、文化这两个词，可以搜出几百册相关书籍。很多书篇幅很大，内容很广。但很多书大同小异，难有出彩之作。 而近期再版钱穆的《民族与文化》，则让人眼前一亮。
白癜风品牌医院其原因可能有几个： （1） 钱穆是公认的近代国学一代宗师，学识渊博，其作品缜密谨严。 （2） 为人有读书人本色，不论在何环境下，均保持其学术立场，从不阿谀奉承。 （3） 没有受到文革迫害，始终以独立的学术态度弘扬中华文化。 综其所以，翻开《民族与文化》自然眼前一亮。很多史学观点对过去所学冲击不小，比如 对封建社会的不同理解： 封建社会是各有封疆的，各各关闭在各自的格子里面……诸侯们各自涨破了他们的各自格子，……郡县的新国家，便逐渐形成，其姿态与性质，与旧的封建国家决然不同。到战国时，七国乃至九个大强国，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。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，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，所以之后一直喊的打倒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笑话了。况且中华文化的传承有着客观必然性，当你说着中国话、过着中国年，而后说要打倒旧文化，这个也有点搞笑啦。之前一直没明白五四运动的本质。现在通过钱穆对封建社会的解释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同时也对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这句明言有了新的理解。 钱穆的四民社会观 钱穆先生，探究中国社会之演变，提出「四民社会」的观点。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，可称之为「四民社会」。四民指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四民社会乃是以「士」为中心。 钱穆学术如果说有争论很大因素是由于其四民社会的提出。将整个社会简化成士、农、工、商，而着重强调士的作用。这个分法把皇权一族放在哪里了？把很多其它社会阶层放在哪了？ 钱穆认为：凡能志道明道行道善道者，在中国谓之士。 这个分法就有意思了。不看社会地位，不看工作性质，只看品行修为。今日的中国如果按这个分法， 官拜厅级不能称之为士，小到清洁工只要德行OK，可为士。 《民族与文化》一个“士”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中，成为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。今日再来看钱穆的书感觉很有意思。都说史学家都是为*治服务的，而我们从钱穆的书中找到了那种对历史纯粹的可爱。 《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：民族与文化》读后感(三)：文化自信从何处来 文化、历史、社会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，很抽象，却又很实用。每当我们追思自己的祖先时，都感到传承的不仅仅是生物基因，更多的是文化基因。在横向比较过程中，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真的有千差万乱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富裕的父辈之下，孩子可以不务稼穑仍然过着快乐的日子，而西方则讲求父亲即便有钱也不代表孩子就可以不劳而获。究其根源，并不是我们国人更自私、更宽容，而是我们尽管有五千年的历史，但是一直傻傻地分不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。 西方文化中关于社会最大的理解是以“国”出现的，但是东方人，特别是中国人则将社会等同于“天下”，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，甚至对于民族的认同感也是与时俱进的，纯粹的汉族是不存在的，如果说汉族代表着中国人的绝大部分，尽管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总是歧视外民族，污蔑他们是北狄南蛮西戎东越之类的，但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——清朝则是如假包换的满族，古往今来，正因为我们在封闭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，所以对于民族的认识越来越模糊。 历史向前迈进的动力或者说是精神，似乎是不存在的，如果我们仅仅以西方为研究样本，希腊文明消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文化，而后者并不是从前者内部萌发的，而是釜底抽薪的；此后进入的中古时代，*教合一的社会治理同样也是各说各的理，哪怕在道理上讲不通，但是我的拳头比你硬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反观中国封建史，则无一例外地是风水轮流转，在不否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前提下，所谓的王朝不过是改换“主人”的姓氏而已，朝代的兴替更多的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演义，旧朝的知识分子在新朝中仍然得到重用，活得滋润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，而是在波浪式的发展与创新。 中国人对圣人是无比崇敬的，在唐代之前，我们尊崇周公、孔子；在唐代之后，我们将孔子与孟子并称，尽管进入了近代，我们提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，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，我们对于圣人的追随还是坚定的，但是这些圣人的重要特征就是不是王朝的创造者，而是文化的传播者，尽管中国也有秦始皇、唐太宗之类的，但人民对其认可只不过是治理能力，所谓的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，更多的是书写历史之人的臆想，不可以当真的。中国人讲教育，不讲哲学，而且教育是与*治相提并论的，这是西方社会不曾出现的现象，我们有必要站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上去研究民族与文化的关联。 西方人没有不读《圣经》的，中国人没有不读《论语》的，似乎任何一个社会，无论古今，无论中外，都有相通之点，但是仅仅读书是不够的，通过同读一本书来构筑民族的价值观，则不仅有利于*治统治，而且有利于文化传承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*教合一的，如果天下乱了，*治不清明，读书人是首先被谴责的，同理可证，西方所谓的宗教战争，几位牧师、神父也是难辞其咎的，进一步说，我们将社会的良心都安放在知识分子，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训与文化传承，而是改弦易张，把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推动，进而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改造，我们几乎背离了初心。当下我们看不到危机，但是不久的将来，危机一定会蔓延，因此钱穆意念中的”历史已经走上了前古未有的黑暗，社会亦在土崩鱼烂中“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真知灼见。 重提文化自信，不仅有必要，而且很重要。如何实现文信自信，这本书或许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！ 《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：民族与文化》读后感(四)：中国文化的独有力量 钱穆先生是位资深的教职人员，曾在多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工作，《民族与文化》一书其实就是钱穆先生在备课所用的讲义之上进行延伸的讲辞。 钱穆先生学识博达，一生著述八十多部，代表作《国史大纲》《中国历代*治得失》等，被誉为“一代通儒”，所以对民族与文化两个方面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。 钱穆先生认为“民族与文化”这一个题目，该是研究国防中的一个最高最大的题目。因为一个国家的基础，便是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。这是二十世纪的新真理。 当然了，在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，研究国防问题，最中心最基本的，依旧还是民族与文化的问题。 世界上既有不同的民族，有不同的文化，但是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，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，不同的文化也只能求其交流。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提出的，即是某个民族曾创造了某种文化，而此民族却已在历史上退出了，但其所创的文化还保留在世界，由另一个民族来承接下去。 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实，于是就产生了像德国斯宾格勒文化悲观的论调，认为文化也逃不了生、老、病、死的阶段。即在最近，像英国史学家汤恩比，还是逃不了抱持一种文化悲观的论调，他认为人类文化到达了某个阶段，必然会僵化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 我们今天以东方人的立场，来讨论人类文化，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种不同的体系。一种是某一个民族创造了某一种文化，而这个民族忽然中途夭亡了。最显著的，比如希腊，比如罗马是如此。另一种，像我们中国，不仅由中国人来创造了这一套中国文化，而又由这一套中国文化来继续创造中国人。所以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中国人仍占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比数。 这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和西方人民族观并不相同的缘故。 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线，是在文化上。只要是同文化，便成为同民族。异文化，也就是异民族。 同中国人的民族观不同的是，西方人则更注重血统。 因此西方人写历史，一定要详细指出这一民族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他们共分几支，一一写得清清楚楚。（中国人写历史大多只说这是一个中国人，便不再往下细分了。）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扩大他们的国家，却始终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的缘由。 我们都知道英国只有三个岛，英格兰、苏格兰还有爱尔兰。 为什么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，却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呢？ 对此，钱穆先生的回答是，从根源上来探讨这个问题，你会发现，这依旧还是文化的问题。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，却不能使也们的民族向内融凝。而中国文化却与之截然相反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。 钱穆先生指出，全世界更没有另一民族、另一文化可以与之相比，这是中国的文化独有的力量。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特质，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之特征。 《钱穆谈中国历史文化：民族与文化》读后感(五)：《民族与文化》前两篇干货分享 第一篇只要有历史，有文化，这一民族是消灭不了的。 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的《西方之没落》认为文化也有一种生老病死的过程。而西方文化已经到了没落的阶段。 黑格尔认为世界人类最优秀的是日耳曼民族。世界文化演进，最低级在东方，因太阳由东方转到西方，所以文化也从中国开始。中国最不行，慢慢走到印度，到希腊，到罗马，再到日耳曼民族，这才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。（这里我就想 日本呢？英国呢？日本算是更加的东方了，那岂不是最最落后的？英国是更加的西方了，那岂不是比日耳曼民族更高级了？）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，支撑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。不讲到民族相异、文化相异，却和耶稣一样，只讲天下人生活的一般性、大同性，这才产生了他的唯物的哲学。他看历史，是共同的，必然的，只有一条线。他从社会形态来看历史，从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，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，再变成共产主义社会。 马克思以后有俄国人列宁，他是第一个由无产阶级起来抓到*权的。列宁又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外，加上一句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口号。这一句口号是从列宁开头，不是从马克思开头的，这就使列宁有资格和马克思并列了。 能领导民族，能发扬文化，这样的人，才是今天的大贤大圣人。现代中国史上，能担得起此一大任的，便只有孙中山先生。（首先，中国的每一时期的最主流的最高领导人本来就只有一个，如果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风头正劲，那么还真就只有他了。但也仅限于一小段时期，说是现代中国史上，仅有一人，就有些夸张了。） 民族可以共存，文化可以交流。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，不同的文化只能求其交流。第二篇 过去的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，但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。因为他们可能夸大他们的国家，却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。 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想歪伸展，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。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之伟大处则正在这上面。孔子以前，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。孔子以后，则中国文化又再创造了中国人。 近代讲民族的都注重在血统分别上，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纯血统的民族，任何一民族都夹杂有异族血统。由中国古人看来，似乎民族接线就在文化上。这是中国古人一个极大的创见。 “同姓相婚，其生不蕃”。 （查了一下蕃， fán 茂盛:蕃茂。蕃昌。蕃芜。繁多:蕃衍(同 繁衍 )。） 公子重耳就是同姓的人生出来的孩子，他四十多岁开始流亡，流亡了十九年回到晋国，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异征。因为他父母同一血统，而能长大到六十多岁，这像是天意要他做一番大事业。 “诸夏而夷狄，则夷狄之。夷狄而进于诸夏，则诸夏之”。可见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限，是在文化上。只要是同文化，便成为同民族。已文化，也就是异民族。 中国人注重在文化上，西方人注重在血统上。 C
北京那个医院看白癜风看的好ivilization是文明，向外传播的引以为豪的东西是文明。 Culture是文化，当地土生土长的和别处不同的东西叫文化。 中国一人，天下一家。 秦始皇帝所用的宰相并不是秦国人，所用的大将*也不是秦国人。李斯是楚国人，蒙恬是齐国人。 中国人思想不大行欢太分析，毛病是笼统，长处是综合。 西方社会特别看重富强。中国人主要讲安足。由中国人看来，也可说近代西方社会是强而不安，富而不足的。 淑华说：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 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讲到*治，中国人说“天生民而作之君，作之师”。 因为心是一个的，从这一点可以慢慢扩大到那一点。你做子女懂得孝，做父母智慧懂得慈，将来处社会也就会懂得仁。仁也是人的心，此心遇见父母是孝，遇子女便转成慈，遇见朋友又转成信，其实只就是那一个心。 顾亭林曾说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”亡国只是亡了*权，亡天下就是亡了人道，亡了自己的文化传统。 依照从前法国孟德斯鸠的说法，有君主，有民主，这是所谓国体。有立宪，有专制，这是所谓*体。于是又君主专制，有君主立宪，有民主立宪，这三种不同的*治。 钱穆认为中国社会为“四民社会”。士农工商，谓之四民。 “封建”二字在中国是原有的，但中国的“封建”二字是讲的*治。譬如周公封建，这是*治上一种制度。古代中国是封建*治，秦以后是郡县*治。 南宋初年，金兀术南下，苏州人死了五十万，这个城市之大就可想而知。唐朝末年*巢之乱，寄居在广州的外国商人，有大食人、波斯人、阿拉伯人，死了十万人。一个城市里的外国商人到十万之多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城市。 战国时代，中国社会可称为“游士社会”。两汉时代的社会，我们可称之为“郎吏社会”。汉以后又变为“门第社会”，然后是“科举社会” 中国历史上的*府，只该叫做“士人*府”。 从图书馆或研究所埋头苦心所得的论文著作，中国这几十年来少得可怜。我们是有大学而无教授，有教授而无著作，有著作而无见解，有见解而无价值。这是近代中国一大病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