展江：从疫苗事件看中国舆论监督
【访谈对象】展江:男，1957年生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。曾在海*部队服役9年，从事工作8年，后进入大学任教。【访谈动机】这是一场有关事实真相的交锋。一方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首席王克勤，在3月17日发表的《山西疫苗乱象调查》一文中披露:近年来，山西省出现近百名儿童致残致死现象，而这些儿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，都注射了各种防疫疫苗。另一方，山西省卫生厅，在3月18日即调查称，发病儿童与“高温暴露”疫苗无关。此后，山西省*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保证，该省疫苗监管严格，疫苗质量有保障，请广大人民群众放心。不论真相如何，至少在质疑－回应的交锋中，人们再次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。这与新闻学者展江及其同事的新近调查研究结果相符:近年来，中国媒体的报道尺度比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拓宽。这意味着，曾在2004年至2006年间处于低谷的调查性报道有了松动和反弹的空间。后者，素被舆论界认为是舆论监督最具代表性的方式。因此这更意味着，中国舆论监督的向前发展。“如果媒体不作为，很可能整个社会都无所作为。”展江说。那么，现阶段的中国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水平如何？我们该怎样看待并理解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舆论监督使命？【访谈语录】★媒体环境的巨大差别导致了一些本地媒体难有作为，几乎丧失了监督职能。反言之，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如果发挥，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在一些重大事件前措手不及。★地方*府要“捂盖子”，媒体现在就要“揭盖子”。在互联时代，捂盖子越来越难。★如果整个社会监督体系主要靠舆论监督，那其实是有些悲哀的。所以要想使得舆论监督更有效，就需要建立全面制度化的监督。【作者】《国际先驱导报》 邓媛 发自北京“我们具备舆论监督的物质条件”《国际先驱导报》:山西疫苗事件让公众再次聚焦舆论监督，您如何看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舆论监督的发展？展江:2001年至2002年，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的主力，比如中央电视台的《焦点访谈》、《新闻调查》节目，当然其他媒体如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财经》杂志也有很好的业绩，但电视类的舆论监督节目影响力更大，而互联还比较弱势。2003年初到2004年9月，调查性报道涌现了很好的作品，甚至出现了批评北京一些不法现象和突发事件的报道。在2002年《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》后，又出现了比如“龙胆泄肝丸事件”等调查性报道。2004年李长春看望《焦点访谈》栏目组时，更是鼓励媒体进行舆论监督。2003年全国评选的“八大风云”，有七个是做舆论监督的。说明舆论监督受到鼓励，受到高层的大力支持。此外，央视《每周质量报道》这一节目的出现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议题。经过一个低潮期以后，从2007年初至2008年5月，调查性报道开始反弹。因为社会矛盾积累得过多，开始爆发出来。期间比较出色的报道如“山西黑砖窑事件”，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示。而从2008年5月至今，中国的舆论监督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有两个标志。一是汶川大地震期间，中国官方对新闻比较开放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。另一标志是《*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实施，促进了媒体监督*府。所谓问责、监督形成了制度，尽管目前仍不健全，但《条例》本身就是一大进步。Q:现阶段中国舆论监督主要有哪些特点呢？A:第一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欠缺法制的保障。当然也有进步，比如颁布了《*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迫使涉及*府的信息必须公布。第二，中国的媒体强大。现在媒体覆盖的群体和影响力的广泛都前所未有，电视有10亿受众，民3.83亿，手机用户7亿多人……这说明媒体对社会是有效覆盖的，如果完全发挥出媒体的监督作用，那么舆论监督的力度可想而知。但如果媒体自律做得不好的话，媒体的负向作用也会很明显的，比如“三鹿奶粉事件”曝光前，有媒体为其刚做过宣传:“三鹿，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”。后来，东窗事发，有友就戏谑道，三鹿扇了这家媒体1100个耳光。不过单从技术角度来讲，我们已经具备了媒体监督社会的物质条件:这就是媒体发达、强大。第三，媒体作为和环境不一样。北京和广州的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做得最好，其他地方的媒体表现基本上是差强人意，有的地方甚至做得很差。为什么表现差？不是媒体不想做，而是地方官僚绑架了媒体。地方官员一方面打压媒体，一方面利用媒体为其歌功颂德。我认识一些地方媒体的朋友，他们有时抱怨道，监督一个村里的问题，就会受到市里省里的干扰。这就说明，媒体环境太差。所以，媒体环境的巨大差别导致了一些本地媒体难有作为，几乎丧失了监督职能。反言之，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如果发挥，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在一些重大事件前措手不及。不过，我看到了一些希望，今年“两会”上上海市委书记、湖南和河南省委书记等都表示欢迎舆论监督。这个转变是观念上的还是实质性的，当然需要时间来检验。第四，就媒体内部而言，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媒体人才。特别是一批调查性报道已经成长起来了。